克莱因的临床工作的确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她从一开始就认定儿童精神分析必须与分析成人的进行方法一模一样，只不过对于字词联想分析的部分，必须要以游戏分析来补充。她认为移情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借此观察到超我的出现，虽然这只是尚未发展完全的超我。她也相信精神分析师不应该施加任何道德或教育上的压力。换句话说，她对小孩和大人都同样采用弗洛伊德式的移情分析，如果她在后来引入任何的改变，可以说都只是要让移情分析更加纯粹，于是她的角色变得愈来愈限制于诠释工作。她在技术上最别开生面之处，在于从一开始就非常倾心于以任何她可以看得到的潜意识幻想为基础，来进行潜意识焦虑的诠释，虽然这样做的时候，刚开始好像会让焦虑不减反增。
就是这样的技巧，带动并让她能够记录到许多到当时为止前所未见的精神（psyche）模式，于是，除了源自弗洛伊德的部分之外，她对于心智（mind）的理论以及其中可能出现的差错，就这样经历了一连串的发展。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做画蛇添足的总结，因为，梅兰妮·克莱因的作品——特别是我们若能够配合着批注一起阅读的话——会为它们自己说话。不过，有一点值得在此强调：梅兰妮·克莱因在引入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s）以及忧郁心理位置这些概念的时候，也同时厘清了两种非常不同的道德类型的差别，这两种道德类型先天倾向于在人类身上连续发展。儿童最早期的超我，包含其自己投射在自己身上的毁灭欲，就是一种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的建构。就如同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它的运作就如同一个原始内在的神祇，带有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始道德。这并不是一个和谐状态的自我，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标就是把它变弱。但是大约在四个月左右，忧郁心理位置的出现，引发了自我道德另一个较和谐的可能。它的基础不再是偏执错觉的特定形式，而是基于早期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中，因自我内、外在爱的客体所受的幻想与真实伤害，而产生的忧郁罪疚感。只要这些受损的爱的客体被哀悼，它们就会被感受为内在的活物，变成内在导师，在自我与内在残存的坏客体和真实的外在敌人斗争之时，帮助自我、支持自我。当然，梅兰妮·克莱因并没有使用任何的道德压力来为她的病人塑造这种道德性，但无可否认的，就她所能够揭露古老道德（archaic morality）背后的错觉，以及对抗被害和忧郁罪疚感的各种躁动防卫（manic defence）形式背后的错觉而言，第二种形态的道德的确会趋向自行一步一步地于其中取得优势。克莱因认为，这种改变是朝向整合与成熟的改变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