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骨甲文。今顺次以论其对于史料上之价值。
自来谈石刻者，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虽然，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中国石刻，除规模宏大之石经外，造像经幢居十之五，铭墓文居十之四。造像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铭墓文之价值，其有以愈于彼者又几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迹与史中本传相出入者，诧为环宝，殊不知此等薄物细故，在史传中已嫌其赘；今更补苴罅漏，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吾侪光阴，恐不应如是其贱。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其中确有价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西七八一）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20]如元至正八年刻于居庸关之佛经，书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祥符大相国寺中，有元至元三年圣旨碑，书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像记》，其首行有书六体：异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传。[21]如唐长庆间（八二一至八二四）之《唐蕃会盟碑》，将盟约原文，刻两国文字，可以见当时条约格式及其他史实。[22]如开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西一五一一）佚碑，可证犹太人及犹太教入中国之久。[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