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他海外倦游归来，以数年中博得国际荣誉的作品与国人相见。学者名流，竞以一睹叛徒新作为快；达官贵人，争以得一笔一墨为荣。这时候，他战胜了道学家（民十三模特儿案），战胜了旧礼教，战胜了一切——社会上的与艺术上的敌人，他交游满天下，桃李遍中国，然而他是被误会了，不特为敌人所误会，尤其被朋友误会。在今日，海粟的名字不孤零了，然而世人对于海粟的艺术的认识是更孤零了。
但我决不因此为海粟悲哀，我只是为中华民族叹息。一个真实的天才——尤其是艺术的天才的被误会，是民众落伍的征象（至于为艺术家自身计，误会也许正能督促他望更高远深邃的路上趋奔）。在现在，我且不问中国要不要海粟这样一个艺术家，我只问中国要不要海粟这样一个人。因为海粟的艺术之不被人了解，正因为他的人格就没有被人参透。今春他在德国时曾寄我一信：“我们国内的艺术以至一切已混乱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一般人心风俗也丑恶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在这种以欺诈虚伪为尚，在敷衍妥协中讨生活的社会里，哪能容得你真诚赤裸的人格，与反映在画面上的泼辣性和革命的精神？
未出国以前，他被目为名教罪人，艺术叛徒，甚至荣膺了学阀的头衔。由这些毁辱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海粟当时做事的勇气，而进一层懂得他那时代的艺术的渊源：他民十一去北京，画架放在前门脚下，即有那般强烈的对照，泼辣的线条，坚定的、建筑化的形式（forme constructrice）的表现。翌年游西湖，站在“南天门绝顶”，就有以太阳为生命的象征，以古庙枯干为挺拔的力的表白的作品产生。他在环攻的敌人群中，喑哑叱咤，高唱着凯旋歌。在殷红、橙黄、蔚蓝的三种色调中奏他那英雄交响乐的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