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信仰的最杰出的公义……由上帝通过基督赋予我们，它既不是政治的和仪式的，也不是上帝的律法的公义，更不是由工作组成的，而是正好相反，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纯粹被动的公义……因为在这种公义中，我们没有为上帝做任何工作，而只是接受公义，并让另一位去受苦，在我们中间工作，他也就是上帝。因此在我看来，把它称作信仰的公义，或基督徒的公义、被动的公义是很好的。［34］
对行为产生神秘的恐惧，原因在于一切行为都必定沾染罪恶，而在路德对行为的恐惧中可以找到对应物，那是因为它可以变成一种新的骄傲。所以埃米尔·布伦纳（Emil Brunner）警告说：“一切精力旺盛的伦理行为都有巨大的危险。它会导致这样一种看法，凭着这样的行为能够摆脱邪恶。”［35］这种危险不能否认。但若据此阻止道德行为，那么宗教改革的神学家并不比修道院的追求至善好到哪里去，他们不承认具体的道德、社会责任，因为这些东西也都沾染着罪恶。理想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是解放灵魂，使之投入行动，但也可以错误地解释为鼓励懒惰。17世纪路德主义的正宗教条是不结果实的，“因信称义”的经验堕落为一种“信仰的公义”，它并非不可避免，但仍然是一种天然的、对基督徒道德生活内容的摧毁，因为这在路德自己的思想上就有某些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