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表明我们必须属于一个共同的政治社会；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识别外人。它本身也不表明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处的政治社会看得很重。我们需要填入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论证可以如何进行：如何使发展和培养我们之间价值的共性变得很重要，关键性的方式之一，就是共享一个参与式的政治生活。
怎么处理我们的关系？我们能将它们看作是满足我们的工具，进而看作是基本上暂时性的吗？这里的回答要容易些。如果它们也将形成我们的同一性，答案当然是不。如果这些强烈的自我探索关系将是形成同一性的，那么它们就不可能是暂时性的——尽管它们事实上，唉，可以破裂——它们也不可能只是工具性的。同一性事实上的确在变化，但是，我们将它们构成为一个已经过了一段生活并将完成整个生活的人的同一性。我并不为“1991年的我”定义一个同一性，而是试图将意义赋予我已经经历了的生活和我将以之为基础进一步计划的生活。原则上，我的那些定义同一性的关系，不能预先被当作可有可无的和注定压迫性的。如果我的自我探索以这种系列进行，并在原则上利用临时关系，那么，我在探索的不是我的同一性，而是某种形式的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