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概况可以看出，以玄风形式出现的道家思想，对于东汉因经学的烦琐和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神学流弊而走向穷途末路的汉代正宗儒学思想，既是一种理论上的匡正，又是一种政治上的补救，也是风俗上的一种变易。和先秦单纯追求内心自由、清静无为的老庄道家思想不同，也和汉初因顺自然，与民休息，从无为中寻求有为的黄老道家学说不同；魏晋以玄风形式出现的道学，以积极的姿态，消极的形式（清淡）为封建礼教服务。一方面，它弥补了儒家以名教压抑人的本性、使人拘谨自守的缺陷。另一方面，它以恬淡自然的态度取代了儒家崇尚侈靡和繁文缛节的情趣。不仅如此，道家思想经过魏晋时期的政治风波的考验，表现出它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作为一种文化，不仅给统治者、给士大夫们，而且给一般民众以精神力量。无论遇到什么动乱和风险，都能从容对待，安之若素。这固然有消极的一面，但又岂止消极的一面！特别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理论，作为过去与儒家相对立的一种学说，道家在这一时期迫使儒家改变自己的形态，调整自己的学说，以挽救“洙泗之风，缅焉将堕……儒雅蒙尘，礼坏乐崩”[43]的危局。特别是当时“学者以庄、老为宗而绌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行者以放浊为通而斥节信”[44]的状况，更刺激儒家学者发奋自强，以图久远。同时，又得吸取道家思想的长处，以完善自身。尤为重要的是，政治风云的变幻，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曲折，使儒道两家各施所长，发现了维护既存秩序的共同功用，并由此而开始了理论意义上的相互结合。应该说，儒道结合，是从魏晋开始的，这种结合为以后宋明理学熔儒佛道为一炉创造了思想前提，提供了思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