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25]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26]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27]。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28]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29]，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30]，又建寺[31]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32]、佛陀什[33]、畺良耶舍[34]、求那跋陀罗[35]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36]。《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畺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帮助。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37]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38]。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鬘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39]。陈真谛[40]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著、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41]。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42]；《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43]。《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