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文学中的民族认同叙事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弥尔顿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民族主义情怀。弥尔顿的民族主义有时扎根于对英语的热爱，称英语是自由事业中伟大人物的语言；有时洋溢着宗教热情，说英国是上帝选择的新教国家，将在人类历史上起重要作用，英吉利民族将通过上帝的“恩宠与荣耀”来恢复真理，并成为所有基督教王国的得救之光。革命时期，阵营之争成为认同的争夺，两派都互相诽谤和谩骂对方，试图将对方从民族共同体中排除出去。论战的重要内容是宗教认同，弥尔顿就说清教英国是第二个以色列。关于英国的范式是罗马还是以色列，也充满争论。至于英格兰从何而来、何时而来，罗伯特·菲尔默爵士（Sir Robert Filmer）和弥尔顿表达了对立的观点。弥尔顿一生都说自己是英国人、爱国者，他的民族主义有时是族群的，源于本土的语言意识。
总之，16-17世纪英国的文学和艺术都表现出文艺复兴的典型特征，与其他领域一样，是英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起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