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在《边陲线上》中奏响了抗日主旋律，但没有谐调的和声部，也不算是名副其实的抗日交响乐。作者荡开大笔，从正义战胜非正义、侵略必败于反侵略的思想高度上，塑造了苏联战士和朝鲜人民的抗日形象。当日本兵要枪杀无辜的朝鲜百姓时，作者不露声色地写了从苏联境内飞射过来的子弹，暗示了苏联人民对侵略者的严厉惩罚。特别是当义勇军迷了路，误入苏联边境时，苏联士兵热情赞扬义勇军“是很值得钦佩的人”，并无不暗喻地写到他们给这些迷失方向的东北义勇军指明了道路。对于朝鲜人民的抗日行动，作者没有直接描写，但从日本官兵一听到“朝鲜共产党”便倾巢出动、如临大敌的描写中，便可窥见朝鲜人民的抗日力量……所有这类情节都使《边陲线上》具有国境边陲民族聚居地的爱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地方特色，使作品生动起来，吸引读者，产生力量。
发生在珲春一带的事情，绝不可能是单一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和历史地位决定了珲春的复杂性。如果仅仅为了宣传抗日，就不去描写阶级间的矛盾、种族间的冲突，势必就不可能真实再现珲春的历史本来面目。因此，骆宾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在高奏抗日主旋律的同时，也唱出了一首首反映阶级矛盾、贫富对立的插曲。
作者首先刻画了刘房东收朝鲜穷苦农牧民租子这一事件。尽管刘房东没有像黄世仁那样为逼租使人家破人亡，但他的佃户毕竟是有着一张张“饥黄的脸”的朝不保夕的穷人，他们哪里有钱交租哇！紧接着作者又刻画了金盖持枪劫走刘房东父子的紧张场面。这里金盖有一句话应引起我们注意：“快走！不是我种地的时候了。现在我要把历年给我的欺压，再酬谢给你。”可见，与其说是汉族和朝鲜族两个民族间的小摩擦，不如说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这是阶级的矛盾，而不是民族的冲突。作者在这里“努力用阶级意识克服民族意识”，体现了他在政治思想上开掘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