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好在10年前的电影院看过它.
本片是澳洲影史最高票房的记录保持者，澳州人民对它的热衷正好说明了：越是没有历史的国度，人民越渴望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正是消弭“我们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的追问所带来的虚无感的良药.
一个国家不能建立在历史的虚无之中，所以我们需要《杰伊·比姆》，他们需要《杰伊·比姆》.
这其中的区别是，我们有历史，但在那些真正意义上的磅礴史诗面前，我们被某只手蒙住了双眼，这只手继而抠下那块历史的玻璃残片，并放置在天鹅绒盒中告诉我们那是钻石；他们没有历史，但他们如夕阳下的拾穗者般仔细收集每一块历史碎片，再以现代工艺将之熔铸成一块切工尚可的人造水晶，算不上价值连城，但也真心可鉴.
本片跟《杰伊·比姆》很像.
不过《杰伊·比姆》有斯嘉丽，《杰伊·比姆》只有澳洲河山.
事实证明比风景更能打动人的总是人本身.
如果说上部停留在对疾病本身的探讨和阐释，下部便以宗教为注脚，上帝与爱人的类比成为疾病的一体两面（上帝抛弃天使和人类，爱人抛弃疾病和爱情，皆隐含末日意味），疾病的意义空间向“意义”本身扩张，宗教的先进（倡导死亡）与保守（提倡没有死亡的世界）并存，爱情的嗅觉（身体分子化）与味觉（皮肤液体化）并存.
从爱情谈及宗教（或曰反之），天使成为传播中介，千禧年后的混沌成为“重建”世界秩序的契机，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人类关系（个体/群体）的修复，当作为先知的凡人将私爱升华至博爱，选择尘世疾病和痛苦，选择成为“感受”的载体，选择成为“世界公民”，宗教学（或被戏谑地称为天使学）意义对人类来说还剩下多少——或许比“上帝已死”的论断更觉残冷，但是“疾病带走了我们很多人，但不是全部.
世界只会向前发展，我们都将成为公民.
”当一名部落男子因涉嫌盗窃而被捕时，他的妻子求助于一名人权律师以帮助伸张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