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大小不一，与职务高低、警龄长短成反比，因为只要他们带得齐全，领导和老同志则可以省掉一些东西——没有差别，何显优越？
于是夹一个小包成为派头和身份的象征。
孙山岗研究冯明辉腋窝的时候，古况心里并不轻松。
他反躬自省，要想完全接受并融入这个职业，尚需一段时间——别说亲自动手，即使当个合格的看客，也相差甚远——别的同事面对这种场面，自然是见惯不惊甚至欢欣鼓舞或倍加赞赏的。动手者与观瞻者的区别，恰如鲁迅笔下刚刚调戏过小尼姑的阿Q 与酒店里的看客，无非是十分得意与九分得意的区别罢了。但对古况，却是一种别样的折磨。
上警校时，古况读过一点弗洛伊德。老先生说，有一种人，会把自己与别人“等同”起来，于是，能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这种感觉，和常人所谓的同情不是一个概念，几乎等于别人的痛苦在自己身上“加强再现”。古况从理论上找到了自己问题的心理根源，怒己不争的感觉时不时会击打自己的心灵。
张少安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说，面对嫌犯，警察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摧垮他们的尊严，自尊一旦被击垮，接下来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作为有着丰富侦查经验的刑警队长，如此言辞振振地强调这一点，其中自有道理。